撰文、攝影／陳佳楓
圖片提供／商毓芳、蔣耀賢
因大量外銷糖製品，台灣糖業曾在1950 至60 年代成為台灣最大的企業，直至1990 年代以前，台糖糖廠仍是周邊居民就業及經濟的重心，糖業曾為台灣賺進大量外匯，也在產業結構轉型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。
台灣的糖業史最早記載自清朝《番社采風圖》，直至荷蘭治理台灣的期間，甘蔗種植面積曾達稻田種植面積的1/3。在日治糖業巔峰時期，台灣共有43 座製糖所，1901 年高雄「橋仔頭製糖所」是第一座糖廠。但隨著需求降低及環境變遷，糖廠一間間關閉，人們對於糖廠的記憶也隨之消逝，甘蔗田背後那充滿生命力的大煙囪，漸成為記憶裡黃昏的模糊景象。扮演過台灣經濟主角的糖業沒落後，糖廠遂黯然退居幕後。
而曾經被稱為台灣糖業文化發祥地的「橋仔頭製糖所」，在當時無論選址或是周圍建築皆具指標意義，但在功成身退、光芒褪去後，它所遺留下的社宅事務所、聖觀音像、紅磚水塔、日式宿舍、防空洞、糖廠等，都是台灣產業歷史的珍貴見證，散步其中宛如時光倒流，百年新舊歷史交錯，別有意境。
在1994 年新市鎮計畫啟動後，橋頭地方人士合作成立文史工作室，希望藉由文化資產調查、文化活動推行探討橋頭地區的過去、現狀與未來，思考新市鎮計畫和即將到來的捷運對橋頭的衝擊，尋找彼此之間更合理且對等的存在。1999 年，接近百年歷史的高雄橋頭糖廠正式宣布停工，即便它深具歷史價值，也難逃新市鎮規劃，面臨拆毀的難題，在新市政開發的計畫中，差點變成新市政中心，幸而在文建會推行社區總體營造的趨勢下，地方人士、文史工作者也開始思考這種一波又一波的外來的開發力量，對於在地環境和文化上的影響。
活化古蹟 搶救藝術家大作戰
於此期間，出生高雄橋頭區的蔣耀賢，畢業東海大學中文系，再深造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，回到橋頭正好遇到保存運動，決定投入。小時候常騎腳踏車在橋頭糖
廠區遊晃，這裡是他的生活天地，不料當年回到橋頭，糖廠正面臨關廠的狀態，就在百年糖廠文化資產的保存、與高雄新市鎮開發之間所產生的巨大矛盾下，衝擊出一個大黑洞，從此他就在那個大黑洞裡，進行著看似荒唐的藝術遊戲，並以自身體驗完成碩士論文《社區總體營造與鄉鎮文化藝術發展─以高雄縣橋頭鄉為例》。
身為保存運動一員的他說：「糖廠被順利保存下來之後，面對的不單是活化的問題，還有後續藝術介入。當時他們思考著：面對台糖國營體制、政治決策的邏輯，在這樣的邏輯下可以做些什麼？」於是新台灣壁畫隊、金甘蔗影展、白屋藝術村，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發展而來。他說：「某些層面上，這些是對抗的工具，但在另一個層面看來，是在釐清慣性思考對藝術及影展的看法。」
如果「策展」是一種運動方式，橋頭藝術村、蓋白屋、新台灣壁畫隊、金甘蔗影展，則是行動目標。2001 年開始，橋仔頭糖廠為了活化，開始做一個藝術村的夢，蔣耀賢形容當時糖廠有一股微微的興奮鼓動著，藝術村是天外飛來的新鮮事，但他們賦予藝術村的想像和理想，被放到執行面總是不堪回首。尤其，看著一群鮮活有趣的藝術家跑到糖廠來駐村，因為資源的匱乏，引起社區居民興起「搶救藝術家大作戰」，為藝術家籌得不少民生用品及工具。
金甘蔗影展 加入想像占領糖廠
因為藝術家駐村的緣故，某天大書法家陳世憲老師，帶著從台北返回高雄居住的柯淑卿導演到橋頭，於是柯導就待下來了。茶餘飯後，蔣耀賢問起柯淑卿的未來計畫，她說想拍電影，聊著聊著就在樹屋成立影展總部，現地拍攝、後製、頒獎，把整座糖廠變成影城。由於陽光迷人，白甘蔗總是被照耀成金甘蔗，因而得名，以百分之百「自由」及百分之百的「甜」為號召，加入各式想像元素占領這座糖廠。
2006 年金甘蔗影展誕生，直至2018 年已經是第13 屆，為達到與在地意識的連結，也曾到大林浦、美濃、林邊、小琉球舉辦，今年又回到橋頭以「雞蛋高」為影展主題，其主題發自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在2009 年於以色列領取「耶路撒冷文學獎」的演講詞：「在雞蛋與高牆之間，我永遠站在雞蛋那邊。」其中「高」也代表著高雄。
蔣耀賢提及，其實在台灣「微電影」的創作，最早也是從金甘蔗影展以7 日在地創作開始，後來許多主辦單位紛紛出現78 小時、36 小時為行銷的影展，但若論自由及本土性，金甘蔗影展可是比起很多影展更為重要及具意義。
新台灣壁畫隊 回到純粹藝術創作
2010 年新台灣壁畫隊成立，源自於前高雄美術館館長李俊賢與畫家李俊陽的奇想，他們因著白屋而做了一項具體而奔放的計畫。當時商毓芳老師覺得藝術更需要至兩個地方，一個是當代的藝術殿堂威尼斯、另一個是最需要藝術的地方，以當年來說就是日本311 大地震災區。於是新台灣壁畫隊在無公部門支援的狀態下排除萬難，在各方援助下，去日本巡迴一整年。也成了台灣歷時最久、最大規模的藝術計畫，被稱之為一座現址創作的行動美術館。從2010 年成立，到2011 年台灣移地及返鄉創作計畫，2012 年前往日本地區311 東北災地、威尼斯當代藝術園區、台灣雙年展，2013 又至日本巡迴創作交流一年，2015 年關渡美術館展，2016 年台中歌劇院開幕視覺藝術計畫。
「如果要進入觀光體制或商業市場，都會有預算的問題，而藝術的重點在於能不能回到很純粹的創作。」蔣耀賢說，但新台灣壁畫隊跟金甘蔗影展卻可以執行，在這樣時空及條件下，只有他們能如此沒有包袱、但也沒有資源，只有一群有共識的人，追求一種純粹的動能，才交集成如今模樣，而存在是為了證明公部門的做法錯了。
蔣耀賢透露，雖然自己被稱為「文化恐怖份子」，但其實最恐怖的是商毓芳老師，這位被稱之為美麗又嫻熟的文化產業女主角，在伴侶蔣耀賢的口中是一個文武皆可、人漂亮、會煮飯、唱歌、彈琴的女性。「她才是激進份子，很多事都是她逼我做的。」蔣耀賢表示，其實許多想法來自於商毓芳老師，自己則是個打遊擊戰的角色。他口中的商老師，是現任雲林科技大學創意生活科技系的助理教授，也是高雄市文化創意產業協會理事。當時因為商老師認為需要建立基地，於是結合新台灣壁畫隊，而蓋了「白屋」。
村是美術館 白屋是藝術行動基地
因為白屋，讓他們成功的把藝術帶進了橋頭糖廠，他們在糖廠策辦許多藝文活動，活化地方文化，創造更多的可能性，並開放讓更多藝術家進駐到橋頭，逐漸讓此地成為南台灣藝術重鎮。把整個社區當作美術館的概念，也是源自他們兩人，當藝術作品不再只是放在美術館裡，而是賦予農村的圍牆美麗圖像及豐沛的色彩、展現出動人的生命力。白屋是橋頭藝術行動最重要的基地，藝廊、藝術家住宿、綠色環境教育、婚禮等空間，也是新台灣壁畫隊最初源起之處。
白屋原址是1901 年創建的橋頭糖廠日式招待所，在2010 年秋天，來自台灣各角落的六十幾位藝術家在「新台灣壁畫隊」號召下，到橋頭創作。「蓋白屋」這些行動很簡單，也充滿樂趣，它沒有包袱，因為沒有任何官方的補助及政策干擾，也沒有任何商業的預設立場，不是他們排拒官方資源，而是更在意創作的本質及行動的初衷。在2012 年白屋藝術村正式成為環境教育場所，也是台灣唯一以「藝術與生態」通過環保署環境教育場所認證的場域。
面對橋頭藝術村如此活絡的情景，蔣耀賢表示，如果一窩蜂人來這裡，卻不是正確的人群，而只是很淺層的消費，那也沒什麼意義。他希望大家是為了百年老樹及重要資產，活絡此處與在地產生連結，成為一個重要的文化地景，而不是一堆人潮湧入而破壞了生態。
經驗集結成書 傳達踏實生活的美學
2016 年與莊子及蘭權導演拍攝《橋仔頭的春秋大夢》記錄片，即以糖廠這片土地，讓漂流藝術家有了另類的駐足領域，以百年老木、老建築、以及被棄置的過往與垃圾作為創作的題材，記錄片榮獲高雄文藝獎。2017年蔣耀賢延續橋頭糖廠的保存精神，與商毓芳共同協助雲林縣古蹟涌翠閣營運，並催生「甘蔗共合國社會企業有限公司」。
2017 年底，蔣耀賢將這長達二十多年的回憶，從橋頭糖廠到白屋、雲林的涌翠閣，如何與夥伴們將老舊製糖廠、遺棄的宿舍改造成藝術村，創辦金甘蔗影展、發行「新台壁」（新台灣壁畫隊）向世界流通（受邀到世界各地進行藝術展演、交流等）的活化、再利用歷史建物的行動記錄與思考集結成書─《我的荒糖進行式：一個文化恐怖份子的深情自白》，書中一一細述各個案例所發揮的影響力。
他笑說，自己從小喜歡和老師作對，為了和老師辯證而練習書寫，後來發現自己有寫作天分而讀了中文系。他書寫蓋白屋的過程文字鮮明，充滿美感、律動與希望，是細細描繪在那些借的、搶的、墊的資源及財源下，完成的許多感動人心的事。也曾在災區的海邊，看到白屋落成，召告天地的場景，以及與神戶災區朋友建立的藝術陪伴經驗，這些種種回憶，一一在這本書重現。
這本書不是社區營造或辦理藝術村的教戰手冊，而是以革命家的口吻，抒情描寫心路歷程。另一方面也在傳達一種在土地上踏實生活的美學生活態度，並號召大家一起有效活化古蹟與歷史建物，實踐青年返鄉與文創產業的轉型任務，以行動學習如何當自己的主人，以創造力建立自己的家園。